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但中国的农业并没有走出百弊丛生的沼泽。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安徽是全国的缩影，虽然是产粮大省，许多农民却吃不饱肚子。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

    1978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张包产到户的秘密约定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一个“生死契约”将农民自发的大包干改革蒙上了悲壮色彩，由此也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帷幕。第二年，自1956年起23年未交过一粒粮，且年年吃救济的小岗村人，一下子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

    邓小平同志对大包干的创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这种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生产经营方式很快推向全国，使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改革激发的生产力令人振奋。经过30年改革，我国粮食总产量连上3500亿公斤、4000亿公斤、5000亿公斤三个台阶。最近4年来，全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增产。目前，我国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库瑞希曾称赞说：“一个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国家养活了占全世界22%以上的人口，可谓当代奇迹。”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情况下，农民生活显著改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2007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67.71%下降到43.1%。思想和眼界大开的中国农民或利用人力、资源、市场、机制等优势兴办乡镇企业，或投身商品流通领域大显身手。与此同时，大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过30年的发展，全国两会上已经出现了农民工代表的身影，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关注。

    休养农民：税费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

    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束缚和粮棉价格下跌等原因，“卖粮难”、“增收难”、“就业难”、“负担重”横亘在广大农民面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

    让农民休养生息，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党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之一。200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举措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农民直接补贴的力度。在今年两会上，一个令人关注的数字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一增长幅度历史罕见。不久后，国务院又决定，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并出台了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10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中央把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实实在在地落实在投入上，国家建设资金更多地投向农村。2007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7.6亿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1%，分别是1978年的63.3倍和2.1倍。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为农村发展吹起了强劲的东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广大农民对未来充满希望。    

    保障农民：缩小城乡“二元分治”的鸿沟

    长期以来，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教育、医疗、交通、就业、保障……在诸多领域，农民无法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进入21世纪，国家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加速推出一系列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后者虽然没有前者那样具有很强的“事件性”，但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却毫不逊色，有如“于无声处响惊雷”。

    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一系列惠及亿万农民的民生政策开始覆盖农村。

    ——教育保障。2007年，国家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

    ——公共卫生保障。由中央政府出“大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辐射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7.3亿农民从中受益。

    ——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里一样，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也开始建立。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在教育、卫生、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推行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后，国家又决定选择具体区域进行整体改革试点。2007年6月，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我国首次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承担起这项改革任务。

    为了消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重庆正在试点建立农民“退地转户进城”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居民如自愿放弃农村户籍，可用承包地、宅基地换城市社保和安居住房。不以户籍，而以居住地社区管理为主，重庆准备对外来工、农民工、社区流动人口在就业指导、义务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保健、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与社区居民同等的服务。我国城乡之间的鸿沟，有望在这一轮强力改革中加速缩小。

    发展农民：让农民成为主体

    广西宜州市合寨村被称为“村民自治第一村”。1980年2月，这里的果作等6个生产队的85户农民，无记名推选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村民们不会想到，这种具有自我管理性质的村委会组织模式，从此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

    农民创造的自我管理的方式，在1982年宪法中得到了确认。近30年来，村委会选举，成为亿万农民最好的“民主训练”；村民自治成了最好的“民主学校”。

    目前，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已经成为常态。据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2007年，全国31个省份应参选村委会626655个，占村委会总数的98.4%；其中623690个村已完成选举，全国平均选举完成率达99.53%。另外，全国农村涌现出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农民闯市场的“主心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通过，则是第一次从法律上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对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到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新高度。在法治建设的大路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正在受到更充分的重视。

    回首30年农村改革大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间探索和总结出的一系列新经验、新创举为中国农村发展、城市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支持。我们一定要铭记这些经验：必须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城乡改革；必须着眼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切实推进农村改革；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农村改革；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首创精神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推进农村改革。

    改革未有穷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征途中，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中国农民一定还会创造出新的奇迹！（记者 段羡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