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瓦子勾栏到戏园戏馆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瓦子时说：

　　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并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荡……

　　在北方，瓦子出现较早。唐朝中晚期，一些文化发达的城市已有了瓦子的娱乐场所。那时在勾栏里上演的主要是百戏。到了南宋，随着朝廷南迁杭州，瓦子勾栏也在江南沿海一带发展起来。勾栏是戏台的前身，一般设在瓦子里。瓦子又名瓦肆、瓦舍，是一种游艺场所的总称，是群众性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方。瓦子有大有小，小的瓦子设一个勾栏，大的则三五个最多的达十几个。在瓦子里用栏杆等物把室内场地分为勾栏(表演区)和腰棚(观看区)两部分，戏在构栏内演出。勾栏的原意为曲折的栏杆，勾链成栏，俗称“勾栏”。

　　嵊州勾栏的最早记载见于南宋王十朋的《梅溪集》：

　　剡之市人，以崇奉东岳为名，设盗跖以戏先圣。

　　这也是嵊州戏曲活动在南宋的确切记载。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永嘉(今温州一带)已有商业性流动戏班来嵊演出。当时演出的是杂剧，官府视为淫戏。因此，嵊州知县陈著出榜严禁。但禁令一出，遭到王爚的讥责。《嵊州志》载：

　　时永嘉人初造传奇，群队戏玩，淫治无度。陈著知县出榜严禁，无敢入境。新昌王爚书讥责邻邑，曰：‘陈父母闲邪甚力！诸君不惟不禁，且以为乐，能不愧耶！

　　以上两个记载说明：嵊州在南宋时已有了瓦子勾栏和外来演出团体。

　　到了元明时期，瓦舍逐渐被“万年台”(即戏台，又称高台)所替代。嵊州城隍庙的戏曲雕刻中有两帧反映了勾栏演戏的内容。其中一帧画面为唐安史之乱期间，梨园弟子李龟年流落他乡，在瓦子中卖唱为生的情景。雕件中呈现的是一个很大的瓦子，厅堂上设勾栏，艺人座在勾栏内，手执乐器，边击边唱。勾栏前、左、右三面为观众席。勾栏对“万年台”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万年台上的美人靠，就是勾栏的遗存。

　　王十朋《梅溪集》里所记述的“崇奉东岳为名”，即在东岳庙里祭拜东岳大帝时演出盗跖戏孔子的戏文。据宋《嘉泰会稽志》和《嵊州志》，在嵊州城周有两个东岳庙。一在县北一里，已毁；一在县南“来白门”外，即“十王殿”，又名“东岳府”。现存仪门、大殿、戏台及部分附属建筑。东岳是道教崇奉的四岳之首，撑四岳之神、地府十殿阎王，尊为东岳大帝。县南的东岳庙(十王殿)，历代香火旺盛，庙会期间杂耍、演戏十分闹猛。该庙有五个会组成董事会，每会规定春祀、秋报时演戏酬神，称为“值年戏”。如光绪丁亥版《东岳府二会重修会议》中载：“三月八日……议酬神演戏两台”；“十月……议酬神演戏三台。其四会如此，我二会亦然。”东岳庙历代演戏之盛，由此可以悉知。

　　王十朋所记载的演出场地是在东岳庙大殿神像前的朝拜区，戏是演给东岳看的。东岳是道教神祇，所以上演盗跖戏弄孔子的戏文。

　　嵊州有文字记载的戏馆始于民国时期，越剧兴起后，嵊人十分喜爱，平时看戏赶上十里二十里路途不算遥远。于是，具有经济头脑的人就开始创办了戏馆。

　　嵊州第一个戏馆是城隍庙戏馆。

　　1929年春夏之交捣毁城隍神像后，闲置无用，有人利用城隍庙戏台、厢房及宽阔的天井创办嵊县第一个戏馆。在1929年毁庙至1947年城隍庙改成嵊县中学高中部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戏馆开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越剧大兴，市民以看越剧为时尚，在市区先后开办了城隍庙、天后宫、药王庙三个戏馆。城隍庙戏馆为了适应市场竞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采用股份制管理体制，股东大多是社会上有地位的士绅。经理叫羊肉阿法。阿法本在城关杀羊卖肉为生，因号羊肉阿法。股东们开办戏馆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附庸风雅。过去做戏的戏子是贱业，而听戏与串戏的票友则是风雅。股东开戏馆是雅事，但直接参与管理又觉得脸上无光，于是由羊肉阿法出面管理。羊肉阿法成为戏馆经理后，一面杀羊卖肉，一面管理戏馆，对越剧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作用。

　　羊肉阿法把观众席划为三个等级：天井和城隍殿前半殿为优等席，设八仙桌、靠背太师椅，票价二角(银角子)；城隍殿后半殿和两廊屋楼下为次等席，设长条凳，票价一角；两廊屋楼上为妇幼专席，设长条靠背凳，票价六分。馆内还设有茶房、小卖部和流动小贩。抗战爆发后，为招揽生意，出售月票和连票，同时设捐票。捐票的位置在优等席的中间，但票价比优等席要高出一倍，捐票所得的钱全部捐给抗日前线或某一项公益事业。

　　羊肉阿法雇用商会哑子(原在商会当班，绰号后半夜)在门口检票。哑子满脸横肉，凶神恶煞般地立在检票口，活脱脱一尊门神菩萨！又加他铁面无私，城乡闲人和小破脚们不敢闹事，因此，深得羊肉阿法和股东们的欢心。当时，商会会长汪正金等常携妻带子或陪同上司要员来城隍庙看戏。过去戏场里必有赌博、剃头、茶食、酒摊，城隍庙有宽敞的房子，摊贩有固定和流动两种。流动的头上顶着米筛，米筛里放着货物，穿梭在人群之中；茶房提着一把大茶壶，肩上背着一叠干净的热毛巾，见人要茶远远地把茶壶一侧，“哗——”地把滚水越过观众筛到客人的茶杯里，有人要热毛巾他从肩上取下，“嘟——”地抛将过去，毛巾在空中旋成一朵花，煞是好看。一般赌博在前厢房，大宗赌博在庙西的花园里，花园里环境优雅还有休息室。和尚、道士杂居在僧房里，在城隍殿、后殿设有神像，供戏客、香客上香。一般看客看了戏烧得香，一举两得。僧道与戏馆老板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城隍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嵊州最高档次的娱乐场所，满足了各阶层的娱乐需求。

　　据史册记载、艺人题壁和滕时发等老人回忆，在城隍庙戏台经常演出的戏班有：徽班《五子登科》《逼上梁山》；昆腔《赵氏孤儿》；鹦歌班《童子郎》《扒灰佬》；东阳三合班《寿阳关》《乾坤带》；乱弹班《龙虎斗》《调吊》；新昌调腔班《闹九江》《封神榜》；俞基椿的“新大庆班”《打台州》《打白竹》；越剧《卖婆记》《相骂本》、《十美图》《孟丽君》《叶香盗印》《梁祝》等。尤其是越剧《十美图》《孟丽君》两剧，连演十天十夜，座无虚席，誉满全城。越剧名伶载誉返乡，往往在此台献艺，以酬谢乡亲。1934年，男女班同时在此竞演，各演两小时。更可贵的是曾一度男女混演《棒打薄情郎》，由王永春、陶素莲、童正初、袁金仙等饰演。

　　2002年12月，著名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回嵊州时，面对城隍庙古戏台回忆起当年在此台演出的一个小故事：当年她只有十四岁，第一次随师傅进城隍庙演戏，心情特别激动。第二天一早，戏班在城隍庙上演祭台戏。祭台戏共有五场：第一场《吕仙踏台》，吕洞宾下凡降吉驱邪，用以镇台。第二场《乱鬼抢羹》，恶鬼待吕洞宾走后，不守信用，扰乱民间。第三场《天兵驱鬼》，吕洞宾得知后，派出天兵天将，镇压鬼怪，以保地方平安。傅全香在第三场中扮演小鬼，遭天兵追杀，从台上跳下，再从后门逃出。逃到指定的地方，那里准备了一盆清水，须卸去化装，洗脸后把扮鬼的行头用火烧掉，然后从大门进入。演员跳下台时，本有人扮成鬼卒在台下接应，这样不会受伤。可是当扮成小鬼的傅全香从台上跳下时，没有人接应，她重重地倒在石板地上。在台后的师傅虽然明知傅全香受了委屈，但不能来救护她，因她现在是“鬼”。台上的锣鼓敲得“咚咚”山响，一阵又一阵地催她起来。傅全香忍住疼痛，从地上爬起，一拐一拐地“逃出”后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银花在城隍庙戏台上多次演出，只要施银花上台演出，她那圆润激昂的《四工调》引发起台下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共鸣。特别是当施银花演出《果报录•刁刘氏游四门》时，台上悲悲泣泣情真意切，台下热泪纵横感慨深长。滕时发说，城隍坊有位姓叶的老妇，一次看了施银花的《果报录》后，当场嚎啕大哭，众人相劝也劝不住。后来才知，她年青时颇有姿色，嫁在苍岩一户姓俞的财主家里，丈夫是商人，经常外出经商。她挡不住一位张姓后生的色相诱惑，与张姓后生私奔到城关西绣衣坊，成了张叶氏。才知这位后生家里也有发妻，张叶氏与大妻不能相容，三番四次威胁后夫要寻短见。后夫为了宠爱她，竟毒死了发妻。不久，丈夫坐牢，死于牢中。好端端的一户人家，被她拆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她晚景十分凄凉。当看到《果报录》时，百感交集，痛哭不止。台上施银花演得出神入化，台下自感身世之苦的张叶氏哭天怆地，在场的观众也都长吁短叹，感慨万千。真是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哭声、叹声、哀声交织在一起。施银花那段悔恨交加、一唱三叹的“莫学我刁刘氏样”的唱词，老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城隍庙戏馆创办后，又有人利用天后宫和药王庙办起第二个第三个戏馆，生意也非常兴隆，直到解放初期才停止。

　　在民国时期的农村里，也办过不少戏馆。

　　应桂岩戏馆创办于1938年，村民应香根、应樟根先在下祠堂(应家祠堂)开设戏馆。由于生意太好，不少应姓人要来分红，戏馆办不下去。不久，迁到张家祠堂。戏馆农忙停演，农闲演戏。门票分一角、二角，供应茶水。戏馆一直办到“文革”初期。1967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斗时才停办。应桂岩戏馆是我市农村戏馆办得最红火，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戏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