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识字的人不多，我一个初中生，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当时叫我代写书信的人很多，“英雄”便有了用武之地。

　　有人可能会说我吹牛，一个中学生每天做作业温习功课还来不及，哪有时间替人写信！现在是应试教育，可那时是“素质教育”，素质是学会劳动，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在方田山村种番薯，暑假去浦口帮农民伯伯夏收夏种，叫“双抢”，还去里东采过茶叶，学习很宽松，不紧张，有的是时间替人写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大妈”。邻居毛大妈，人很善良，我没有听到她对别人重言过一句。她叫我“宝宝”，叫别人的姑娘为“妹妹”，好亲热。毛大妈的境遇很凄惨，日本鬼子打进来时，在嵊县城里投了几颗燃烧弹，其中一颗击中毛大妈的家，炸死了毛大伯和儿子，房屋也毁于大火，幸亏毛大妈和她女儿去乡下走亲戚逃过一劫，从此毛大妈家便一无所有，全靠亲友接济才活了下来。毛大妈和女儿租住在我家隔壁，成了邻居。毛大妈一想起丈夫和儿子，就忍不住掉下泪来，大骂日本佬，一个从不说重话的人也骂日本佬，可见日本鬼子对毛大妈家的伤害是多么深重。毛大妈的女儿我熟，脸白，面相端正，身段婀娜多姿。后来考进了福建一个越剧团，工小生，尹派、徐派、范派都来得，据说是剧团里的头牌小生，很出名，我叫她姐姐。姐姐参加工作后，发了工资就给她母亲寄钱，那时的汇款单边上有很窄的一条叫汇款附言的，只能留几句诸如收到款后请复信以免记挂之类，复信便成了收款人必做的功课了。一天，毛大妈到我家来，对我母亲嘟噜着，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母亲见状，问毛大妈有什么为难事，说出来大家可帮帮忙。毛大妈呢喃一番，才说出让我写回信之事，母亲说：“好办，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此，写信的重任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当初我写信的格式和汇款留言差不了多少，无非是“汇款收到”“请勿挂念”之类，简单几句便结。姐姐识字不多，记得有一次，托人写了一封信来，信中历数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足足有一张信笺之多。姐姐的来信对我启发很多，信不能写得干瘪、乏味。于是我替毛大妈回了一封声情并茂的回信，信中细述近况，特别强调了女儿的汇款如何宽解了生活的窘迫，以及如何思念女儿之类，洋洋洒洒足足写了两页多。姐姐有一次回乡探望母亲，我们求她唱一曲，她唱了徐派的《北地王·哭祖庙》，是那样的激越铿锵，回肠荡气，那悔恨，那痛惜，那丧国之痛，家破之恨，让人心潮澎湃，热血贲张。大家连声叫好。

　　另一位大妈的丈夫姓金，我叫她金大妈。我家曾经有一间临街的房子租给兽医站，金大伯是兽医，给牛猪和鸡鸭治病，平时多的是给猪和鸡阉割的活儿，我经常看到兽医们和着阉蛋儿喝老酒的情景。金大妈没有生育，从小领了个养女，抚养长大，宠若亲生。1956年，金大妈的养女被杭州机床厂招工，生活在杭州。金大伯过了一年，得怪病去世，家里只落下了金大妈一人，金大妈失去了金大伯的依靠，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幸亏女儿已“出山”，每月寄钱回来。金大妈写回信又找到了我，我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从此，两个大妈的回信成了我每月必修的功课。

　　两位老人经常在我面前哀叹没有儿子的苦处，我却不以为然，反驳道：“女儿是爷娘的小棉袄，贴心，温顺。我有时淘气顶撞母亲，母亲就骂我是张漫(张漫是我母亲说的民间故事中一个虐待母亲的不孝之子)。”我一说，两位大妈默然，一声不吭了。后来我懊悔说了这些，我是儿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转念一想，又说：“只要孝顺父母，子也好，囡也好，都一样！”两位大妈被我说得笑起来，说我人小鬼大。除了两位大妈，我也承接过不少亲戚邻居的代写书信。代写书信都是免费的，那时没有商品的概念，“铜臭味”也没有现在这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