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在浙江的北部逶迤而行，折成了一个“之”字形。

　　因水之折，浙江之名由此而来。今天浙江电视台的“Z”字形台标既是“浙”字首个拼音字母，也是取形曲折的钱塘江。

　　说起钱塘江，名闻天下的是每年农历八月间最盛大的钱塘潮。

　　“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南宋文人杨万里如是描述的天下第一潮，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涌，千百年来魅力不减；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间，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浙江大地所涌起的另一种大潮———争相创造财富的经济大潮同样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这股大潮让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排名第12位跃至全国第4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3年全国排名第一，全国百强县总数居全国首位；

　　这股大潮将“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变成一个工业大省、经济强省。

　　如果说，是海洋与江河的冲撞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钱塘大潮，那么，浙江经济潮涌奇观的推动力究竟何在呢？

　　草根演义

　　2007年5月31日，3000位海内外浙商，齐聚杭州。

　　一时间，浙江人民大会堂外，名车如梭，商贾云集，衣着光鲜步入2007浙商大会会场的商人们犹如参加一次财富盛宴。2006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占了203家，最新出炉的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40多位浙商上榜。

　　汪立成、邱继宝、南存辉、王振滔……这些浙江知名民企老板代表着浙江32万家民营企业和700余万个体私营从业者，他们耀目的光辉来自于财富带来的光环。

　　浙商财富甲天下，正是伴随着“民富”的进程，浙江实现了“省强”的跨越。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生产总值增量的71.4%来自于民营经济，其中一半是个体私营经济。此外还有近400万浙江人在全国各地投资532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

　　“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发丝都有商业思维在跃动”，来自民间强大的创造力，让财富的源泉在浙江充分涌流着。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刚刚履新两个多月的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和省长吕祖善以及其他几位政府高官出席了这个民间色彩浓厚的盛会。

　　“我来浙江后，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深深为大会的热烈气氛所感动。”第一次到南方工作的省委书记赵洪祝坦诚地说。

　　实际上，深深打动这位新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氛围，也让每一个初来浙江的人着迷。

　　(一)

　　一口大缸，静静地放在传化集团气派展室的一角。

　　这是江南农村最常见、最粗糙的大水缸，也是最具知名度的大缸。每一个想了解传化发展历史乃至浙江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经常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探源。

　　传化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民营化工企业，其董事长徐冠巨先生身兼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等职。

　　“这口缸是我们传化的聚宝盆”，7月7日，在坐落于杭州萧山开发区的传化总部办公室，徐冠巨以平静的语调给我们讲述了它的故事———

　　1986年，萧山农民徐传化一家，因为小儿子徐冠巨得病，陷入了极端的窘境。走投无路时，52岁的徐传化决定办一个小厂。靠借来的2000块钱，徐家做起了洗涤剂，没有生产设备，就用自家的大水缸，熬制第一锅液体肥皂用的就是这口大缸。

　　传化的发展史是众多浙江企业成长的样本，只不过封存在更多企业历史记忆中的，不是大水缸，而是修鞋机、理发刀、拨浪鼓。

　　从当年的家庭作坊变成现代企业，从大水缸换成国际先进的生产线，从昔日的农民到笑傲市场的企业家，这一切转变不过在三十年间。

　　“当时是山穷水尽了”，徐冠巨说出了大部分浙江民营企业家走上创富之路的缘起。

　　今日浙江的富庶景象以及浙江山水带给人的无限遐想，无法让我们理解徐冠巨所说的“山穷水尽”。

　　曼妙的山水，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些许幸福指数，被无数文人歌咏过的浙江山水，未能掩盖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和6.4%的河流湖泊，就是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

　　浙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除了土地，浙江人均资源质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加上因为地处台海西岸，国家从1952年到1978年间对浙江投资仅有77亿元，不到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浙江人似乎无路可走了。

　　与一片坦途相比，无路可走时人们的选择更能体现他们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品格。

　　像身为浙江人的文化先驱鲁迅说的那样，浙江人在别人看来是死路的境地，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创新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曙光乍现时，成为探索者和先行者，最终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采访结束时，徐冠巨将一个精致的小青瓷缸赠送给记者，它所仿制的正是那口粗糙的大缸。

　　这个小小的礼物提醒我们，探源浙江经济崛起的历史，必须抛弃对英雄的崇拜和宏大叙事的喜好，转而关注那些并不被人注意的"野草"。

　　（二）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一些易于被忽视的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很可能是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贫穷辍学的台州青年，背上补鞋的小箱子，含泪告别父母，走南闯北去了。以后几年的时间，他走过最繁华的城市，也走过偏僻的乡村，这个修鞋匠便是今天的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

　　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邱继宝向记者讲述这一切时，艰辛已成回忆。

　　今天，很多浙江人的成功都必须从二、三十年前的一次人生远行讲起。

　　费孝通先生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大多数中国人还生活在惯性中，遵循着几十年的生活轨迹，务农者安于农田，务工者安于工厂。体制一旦松动，浙江人便动了起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幅生动的迁移图。

　　一位美国学者将浙江的发展归结为3个"M"，一个"I"的结合。三个M分别是Massintiativeness(群众的创造性)、Motility(流动性)、Markets(市场)，一个I是Interstice(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

　　像邱继宝们这样的人生远行，正是"流动性"的体现。走出去，是浙江的秘诀。而这一次人口大流动，正是近三十年来，浙江的第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出发。

　　他们要么做一些换糖之类的小生意，要么靠手艺吃饭。当时，温州的修鞋匠、理发师、弹棉花匠；东阳的建筑工；永康的五金匠；台州的豆嫂走遍全国，几十万浙江人在全国各地艰苦谋生。很多外省人，至今还记得那些浙江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情景。

　　那么，Motility(流动性)又给浙江人带来了什么？

　　南存辉向记者回顾这段历史时，没有当作苦难来回忆，反而当作进入商场的预备学堂。"修鞋也有学问"，几个客人同时修鞋，先给谁修，后给谁修，都有门道。这些经验教会他以后在商场如何稳住客户。更多的浙江人，则在流动中发现了商机，并积累下"第一桶金"。

　　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一阶段有20多万浙江务工人员，不畏艰辛与歧视，在各地艰苦营生，成为该阶段浙江区际开放的一个特色，这些最早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的务工人员，也从视野观念、资金积累方面，为日后驰骋商场打下了重要基础。

　　浙江省工商局曾按照年销售额排序，推出了一个浙江非公经济百强榜，有人发现，100个身家从几千万到几十亿的老板中，很多人最初的财富积累都是从一厘钱、一分钱起步的。

　　皮鞋生意做到国外的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本是木匠，身家百亿的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立成则是丝厂临时工，低压电器大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则有一个共同身份修鞋匠……

　　这些人的幸运在于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新时代，它会慷慨酬劳那些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人。思想解放、善于学习、吃苦耐劳，这些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品质和精神，决定了浙江人将成为新时代的成功者。

　　"浙江没有资源，最大的资源就是人。"正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所说，浙江经济是典型的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老百姓经济，是"民有、民建、民享、民办的民本经济。"

　　市场魔方

　　10月22日，党的十七大结束的第二天，一年一度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如期开幕了。

　　其实，就算博览会没有召开的日子，这里同样热闹非凡。各种专业市场里的人群川流不息，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你来我往，皮肤黝黑的非洲人、长袍裹身的阿拉伯人更是常见。

　　在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外，一个小货郎的铜像悄然矗立，在默默注视着来自世界各地川流不息的商人。

　　它仿佛在提醒人们，浙江崛起的历史正是从商品贸易开始的。

　　"不是市场坐落义乌，而是义乌坐落市场"，义乌当地人幽默地介绍自己的城市。

　　的确，这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采购展示中心。每年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12个国家和地区，8000多外商常年扎营，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影响着大洋彼岸的日用百货商品价格。

　　义乌市场的发达，不过是有"市场大省"之称的浙江专业市场发达的一个典型。

　　绍兴柯桥的中国纺织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萧山的中国花木城……在中国、在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大。目前浙江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36个，全年商品市场成交额5591亿元。年成交额超亿元市场达463个，超10亿元市场93个，超百亿元市场9个。

　　（一）

　　游走四方的浙江人看似无意中与一种叫做市场的奇妙事物联系在一起。

　　温州北部的永嘉县，有一个叫做桥头镇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两个姓叶的兄弟，离开了家乡，前往苏州，开始了他们弹棉花的营生。

　　一天，叶氏兄弟在路边垃圾堆发现大量被丢弃的纽扣，原来旁边是一家纽扣厂的仓库，大堆大堆的残次纽扣等待被当作废料卖掉。哥儿俩便买了几袋，拿回老家桥头镇石板桥边试着卖。

　　谁知这一卖，竟有很多人来买。生意好了，纽扣摊也越来越多，三年后，桥头镇桥西街的每一个店面、每条小巷都被纽扣扭在一起。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专业市场，也即中国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12000多桥头人在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承包了7000多个柜台或商场专营纽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

　　类似的市场，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在浙江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当初外出的几十万经商务工人员，一下变成了购销员。在他们的穿针引线下，浙江出现了几百个日用小商品或生产性原料商品交易集散地。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初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似乎是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们本身也未曾料到的结局。因此，没有人刻意记下那些名字，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人们甚至已经无法确认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的真实度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市场的形成肯定与那些闯荡四方的弹棉郎们有关。

　　市场的兴起，并不是浙江奇迹的唯一密码。只有当这种辐射全国的市场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才真正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浙江人很快发现，与其买别人的东西卖，为何不自己生产出来卖，何况这些小物件生产起来并不复杂。

　　卓勇良(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有手工业传统的浙江人有很强的模仿力，再加上当时多是低级产品，很多东西照猫画虎敲敲打打就弄成了，价格肯定还很低。

　　桥头纽扣市场周围很快聚集起来了一批纽扣生产企业，在柳市、绍兴、永康等地，相应聚集了低压电器、轻纺、五金的生产企业。这几乎成了上世纪80年代浙江民营企业成长的标本：专业市场+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

　　在浙江经济社会大变迁过程中，集贸式工业品批发市场在这场历史剧中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是浙江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突破口，也是启动浙江民间工业化的重要动力源泉。

　　(二)

　　"2008年奥运徽章肯定会在我的工厂生产。"从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开始，金乡徽章厂总经理陈加枢就一直自信地说。

　　"即便生意被外国商人抢走，我们也不担心，因为到最后，考虑到成本，他们也会转到金乡徽章厂里生产。"2004年，就是通过这些中间商，金乡的徽章来到了雅典奥运会。

　　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换装。当身着07式军装的军人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浙江人另有一番感受。

　　军鞋、腰带、纽扣、姓名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都难相信，精致漂亮的军徽和新增的标牌，竟同样出自浙江苍南的这个乡镇金乡，其它配件也大部分出自浙江人之手。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319种产量居于前三位。打火机、袜子、鞋、服装、眼镜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绝对的产量第一。

　　而另一方面，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在东部最低，仅相当于同期上海的54%，江苏的67%，广东的53%。在金乡，我们看到，纵然是号称"徽章大王"的金乡徽章厂，固定资产也不过600多万元，员工300人。在企业都以集团为名的时候，它还坚持叫"厂"。

　　这种反差令人思索，浙江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从哪里来？

　　"一旦小企业像蚂蚁一样成了群，其规模产生的力量，将远远大于"1+1=2"的效果。"熟悉中小企业运作的周德文这样解释。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委员)：浙江企业的竞争力恰恰来自这种块状经济的产业集聚。虽说企业小，但多大的订单都敢接，大不了分给周围企业一块做。一家家小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一个个大市场，把它们凝聚成产业集团，它们分工合作、相互配套、互通信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从而形成竞争力和生命力。

　　浙江有关部门统计显示，从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到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全省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已经多达600多个。

　　在产业簇群理论家麦克尔·波特眼里，这种块状经济"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使地方竞争更富有生机。"

　　值得玩味的是，虽然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用集群经济等各种名词解释浙江人所创造的奇迹，但当年这些从田地里洗脚上岸的企业家试水市场时，未必是有意识按照理论行事。也许市场真正奖赏的是一种永远不变的精神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或许这有助于我们解开浙江人和浙江经济实力、活力、竞争力到底从何而来的谜底。

　　全民创业

　　"你路过温州柳市镇上园村的时候大叫一声"胡总"，马上可以听到楼房窗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村里每个姓胡的都会探出脑袋，以为你叫的就是他。我们老总胡成中也在这个村。"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卢友中这样形容当地私营企业家之多。

　　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委员)：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创造财富的潜能就难以充分发挥。民间有一句评价温州模式的话："这里个个是能人。"强烈的全民创业氛围，使浙江前行具有了不可比拟的内在驱动力。

　　（一）

　　财富的诱惑，如同被释放的精灵，将浙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一群被商业利润唤醒的普通草根阶层的推动下，浙江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到浙江参观的人被这里的景象震惊了：人人都想创业，个个都想当老板。"这是浙江全民创业的真实写照。"温州市委研究室马津龙教授说。

　　一位浙江商人回顾，当年在内蒙古，牧民们转场，骑着马在前面走，浙江修鞋匠靠双腿跟在牧民后面追。因为，转场时牧民的马靴容易坏，生意也就多。

　　"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就能赚别人赚不了的钱"，浙江人信奉这样的道理，也因为具有"睡地板、光脚板、赚铜板、当老板"的吃苦精神被称作东方犹太人。

　　而一旦追逐财富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人的创造性无法想象，每一个浙江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本MBA教科书。

　　一位浙江同行告诉我们，当年他在金乡采访，看到一个老板居然在看《新闻出版报》，便揶揄他，"这里面也有商机吗？""当然有，全国要更换记者证，这不是商机吗？"

　　在浙江企业采访，我们遇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身家几十亿的大企业家还是刚刚创业的小老板，在热情接受我们采访的同时，又饶有兴趣地听我们介绍河北的情况，临别时，还要再嘱咐一句河北有什么商业信息，别忘记告诉我们一声！

　　这一声嘱托，使我们相信，在这里听到的无论多么夸张的创富传奇都具有了可信度。

　　（二）

　　比他们的商业精神、商业技能更可贵的，是在这种欲望下激发出的创造性和胆量。

　　2分36秒一辆新车下线，一辆新车由一万多个零部件组成。

　　当我们驱车来到位于宁波北仑的吉利汽车厂区，走进高大宽敞的厂房，面对着那些整齐排列的汽车零配件，那些国际先进的汽车生产线，那些在阳光下闪着耀眼光彩的吉利汽车时，不能不由衷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你可以不买吉利汽车，但你不能不尊重它。

　　李书福，吉利汽车之父，被人称作"汽车狂人"的浙商，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当年造汽车时，当别人说农民造汽车无异于自杀，他的回答："请给我一个自杀的机会吧。"

　　渴望一次自杀机会的李书福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农民造汽车的奇迹。奇迹的背后是一个浙商渴望创造财富的勇气与胆量。

　　"吉利汽车刚生产出来时，有过很困难的阶段，没有钱请名人拍广告，我和厂里的同事借了职工的孩子扮做一家人，拍了吉利第一个广告，就连广告词"美好日子从美日开始"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专程从杭州赶到宁波陪同记者参观厂区的吉利集团新闻中心主管陈喜慧笑着揭秘说。

　　"好几次遇到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困难，我们都以为吉利撑不下去了，但在董事长的鼓励和带领下，我们就这样一关一关闯下来。"从李书福制造摩托车就追随其左右的陈喜慧并不讳言吉利的曲折经历。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他们敢于闯、敢于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无中生有，正是这样的性格使浙江人与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等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

　　"无为"之道

　　第一次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大院门口的人，都会惊异于其大门两侧悬挂的牌子之多，几乎现行体制下所有省级机关的牌子都可找到。记者需要采访的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发改委、省社科院等部门都在这一个院子里。

　　"浙江机构精简，人员少，所以才能在一个院子里盛下。比如我在的研究室加上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牌子，一共37人。"采访伊始，当记者向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说起我们的这个印象，他笑着作了解释。

　　""小"政府，官本位意识会逐渐淡薄，浙江的厅局长，离家十几分钟路程的，都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这很正常。""别看人少地方小，并不妨碍政府做好该做的事。"

　　郭占恒随后递来一份他以前撰写的"浙江经验"的总结，谈起他对"小"政府的理解以及人们对浙江政府"无为而治"的认识误区。

　　"在行政观念上，政府不是我要你去干什么，而是我可以为你干什么或者你需要我为你干什么。"

　　"人们普遍把浙江的发展总结为民间力量的推动，认为政府只是无为而治，而忽略了对浙江各级政府作用的研究。"

　　郭占恒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制度因素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在激励人们创造新生事物的行动和信心方面起重要作用。最优的制度变迁，应该"由下至上"与"由上至下"相互作用、相互协作来完成。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限的市场资源就不能实现优化配置。认识浙江经验，不能不认识政府发挥的作用。"离开时，郭占恒再次强调着。

　　（一）

　　2007年5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站在了领奖台上。这其中有数位民营企业家。此时已没人会特别留意他们的身份，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在全国首次选民营企业家为劳模，一时令国内舆论哗然，有人甚至诘问"到底是评劳动模范还是评剥削模范"？

　　政府评民营企业家当劳模意味着什么？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最有感触。上世纪一段时间，"姓社"、"姓资"的争论很厉害，传化集团所在地杭州萧山，很多人把企业停了或者戴上集体的"红帽子"。

　　"传化还要不要办下去，一家人犹豫不决。"徐冠巨告诉记者，这时，当地镇政府仍把徐冠巨的父亲评为了这一年的劳动模范。

　　一张奖状和一朵大红花，打消了传化发展的顾虑，"传化始终是私营企业，从未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徐冠巨说这都是当时集团所在地政府的肯定行为给了他们鼓励。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看，允许试，不轻易下否定的结论。"

　　"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层实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1984年，自发形成的义乌街道市场因为争议被取缔了。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被当地小商贩拦住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摆摊？"

　　面对责问，谢高华开始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随即，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随后提出的"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开启了义乌的市场勃兴之路。

　　温州乐清柳市镇有8名最早冒尖的私营业主，号称"八大王"，1982年，他们以扰乱经济秩序罪被捕。一时间，受"八大王"事件影响，温州出现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经济徘徊不前的状况。

　　南存辉告诉记者，面对温州经济的萧条，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陷入了深思，经过反复考量，他决定改正错误，为"八大王"平反，他给这些人披红戴花，并称赞说""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此举一出，温州又"活"了。

　　马津龙(温州市委研究室原主任、教授)：浙江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甚至一些地区一度对民间交易活动和个体私营经济采取过限制或打击的态度和政策，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浙江往往也是有打有保，不一棍子打死，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因势利导，使之逐步完善。

　　"冒着丢官帽子的风险让私人办企业，还能说"无为"吗？"采访中，对于无为而治的说法，一位浙江官员笑着辩解道。

　　记者不禁感慨，浙江政府官员所谓的"无为"，不过是用一种看似"无为"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

　　（二）

　　记者一到义乌，一位当地朋友便开玩笑说不要小瞧这个小城，这可是当今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当然自治县除外)！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次扩权试点就是义乌，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义乌市政府除了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

　　义乌扩权，是浙江省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深化和延续。如果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浙江政府主要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无为而治"的话，那么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浙江政府开始强调科学有为。根据文献分析证明，这一阶段浙江地方政府在15个方面的改革中，有8个方面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

　　提到浙江政府的科学有为，不能不提浙江的扩权县改革。浙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同时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省委直管，一度在全国独树一帜。

　　进入90年代以后，浙江三次扩大县(市)经济管理权限，做到能下放的权限都予以下放，同时大幅度削减了行政审批事项。这一体制增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葛立成说："浙江县域经济现象与"省管县"财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称其为浙江的一项"秘密武器""。

　　如今，县域经济生产总值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浙江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在最近3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连续3年上榜强县达到30个，位居全国之首。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是南宋温州籍状元王十朋在地处瓯江江心的江心寺留下的一副千古名联。看惯了市场潮涨潮落之后，浙江人对先人的名作或许会别有一番感触。

　　对浙江人而言，历史的酬劳是丰厚的。他们用20多年的时间由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省变成工业大省、经济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