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经济无论是对内对外，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7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上半年税收数据，两组数据形成强烈反差。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沿海制造企业受到严重冲击，社会各界呼吁政府出台减税等政策，携手企业共度难关，鼓励企业优胜劣汰的并购交易，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可惜，统计数据现实，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形势并不匹配，第二产业增长率大幅下降，表明我国工业发展出现明显阻碍。

    令人欣慰的是，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仍在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2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元，同比增长21.4%，比上年同期加快6.0个百分点。但其实真相并不如数据所显示的这般美好。投资与消费增加，除了企业为了维持前期投资效益，不得不在民间市场借贷增加自有资金，政府功劳至大。据国金证券的宏观分析报告，一至四月的政府支出为13，585.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29.3%，之后受震灾等突发因素的影响，政府支出大幅提高。

    在出口下滑，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之时，政府税收与居民收入的情况又是怎样？可以说，上半年税收增加迅速，其中，增长最明显的当属企业所得税，增幅达近2000亿元，为2007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国家税务总局对此的解释却是：因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其实扣除此因素后，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与税收增长相反，居民收入和消费者信心均在下降。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2007年的17.23%大幅下降到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可比增速由12.6%回落到6.3%。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与此类似。收入下降之后，消费本应随之下降，但却出现了消费与存款同时增加的现象，这种增加不是好消息，只是热钱增加、居民资产投资渠道被堵、通胀压力之下被迫消费的无奈之举，因此注定无法持久。在企业遭遇困境、居民收入下降，消费者信心回落时，发布政府税收收入大幅上升的喜讯，实在有些不合时宜。

    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巨大转变中，政府对生产、资源的调控能力不降反增，在市场的名义下，优质的、廉价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政府同时又不得不对遭遇困境的石油等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价格体制的扭曲与行政对市场的强大控制，难道是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吗？

    世界经济转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契机。当一再表明对外开放与市场化的立场时，应以市场化的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相辅而行。经济下滑税收却增长，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在宏观经济数据与税收增长反差的背后，其实恰恰在说明中国企业的市场化动力已经衰退，居民的财富在缩水。

    我们说，税收与经济应保持平衡，过高的税负已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倘若这种情况不改变，势必影响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百年大计。可见，防止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国民收入锐减，防止金融体系失序导致国民财富蒸发，这“两个防止”成为当前重中之重。为次，有必要果断采取非常政策，以度过经济风险期，延长中国经济繁荣周期。

    减税，必要又紧迫

    在国内政策上，“抑通胀，保增长”最有效的手段是“减税”。在经济发展更多要依靠内需扩大的背景下，“减税”以增加国民收入成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应有举措。此外，在居民消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情形下，“减税”既能实质性稳定国民生活质量，又能避免恶化通胀，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是最宜采取的帮助国民抵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击的应对办法。

    在当前CPI增速超过银行存款利率，股市又持续下跌的情况下，通过降低个税起征点，把多一些的财富留到居民手中，藏富于民，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消费实力，促进内需的拉动。在美欧等国受次债危机影响消费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显得迫切。

    此外，企业所得税增长过快也应修正。虽然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是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的根本原因，但中国的企业税收高于欧美许多国家，甚至高于东南亚国家，已成不争的事实。尤其从去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给企业，特别是生产类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少数国企勉勉强强还能通过银行贷款弥补资金缺口，但大部分企业，如中小企业却与此无缘。所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有利于缓和生产类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鼓励国内更多企业参与国际的竞争。

    事实上，只要条件允许，减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都是有益无害的。减税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自不必说，即便对于抑制通胀，其作用也是正面的。因为减税等于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而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有助于增加供给和消费。

    减税的好处有：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从而在收紧货币政策、预防通货膨胀的框架下，避免经济因过紧的流动性而导致衰退；企业减税将刺激资金回流实业领域，从而“自然”地消除资产价格上的泡沫，同时又不会像现行某些硬性“打压”泡沫的政策那样导致硬着陆；对股市来说也是最好的“救市”策略，它从中长期看显然对股市是极大的实质利好，同时在短期还会刺激部分资金流出股市，不会像其它的“托市”政策那样导致新一轮恶炒；如果辅以某些激励企业提高职工工资的政策，还将普遍提高民众收入，减轻贫富分化；是将财富还于国民的最直接途径，也将显著减轻财富过于集中于政府手中造成的系统风险；从中长期看，是扩大内需的高效手段，能有效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最可持续、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增长。

    非常时期，非常政策

    从历史上看，经济繁荣时期大都注重减税政策。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励恳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维持着长期的繁荣。从国际上看，1953年日本的GDP已经达到了二战前的水平，但社会并未就此稳定，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两倍。

    2000年以来，国际上很多国家推出了减税计划和方案，调低税负。美国总统布什把大规模减税作为核心经济政策，提出10年内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此外，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家也采取了减税政策。今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经济刺激法案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大幅退税，刺激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陷入衰退。据悉，这种手段曾帮助美国经济迅速走出2001年衰退阴影。而此次经济刺激法案的规模要远远超过2001年。

    根据布什签署的法案，个人最多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一对夫妻最多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每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可多得300美元退税。一些小企业也将得到部分退税。美国PNC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图尔特?霍夫曼预计，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比不实施经济刺激法案提高约1个百分点。同样是在今年的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过去一年新加坡情况大好，国家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政府决定还富于民，从财政中拨款18亿新元。具体的分配方案是：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低收入年长者则可再额外获得200新元。

    中国的税收收入近10年来一直保持较高幅度增长，而中国的减税进程从1998年开始，直到在2004年才逐渐得以实现。增值税转型作为生产领域的一项减税改革，2004年率先在东北试点。2007年3月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这项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工资的补偿、折旧补偿，还有25%的税率都是减税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减税，从对弱势群体的减税开始。2006年实现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个体户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个政策让500万个个体户免于交税，税务部门减收50亿元。有着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从减到免，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这些措施让中国千千万万的企业和百姓得到了实惠，是近些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与经济发展速度和税收收入增长速度相比，这些措施的力度显然不够。这也是个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1800元仍能引起议论的原因所在。可见，当前的减税政策还不是尽头，减税工作还要继续。

    “在生产领域，税负水平要减到发达国家水平或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个领域税率高于国际水平的都应该减税。”特别是对纺织行业这类利润率低、就业贡献度高的企业，更要实行积极的减、退税政策。减税不会诱发经济过热，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就投资而言，减税虽会增加民间投资，但同时也抑制政府投资。有增有减，总投资不一定会过热。中国有14亿人口，不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经济不能高增长，失业也将成为头痛问题。而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在结构，倘若结构合理，速度快并非坏事。就财政收入而言，若能把税率定高到90%，世上没人肯去办企业，政府就无税可收；若将税率减低到20%，办企业的一定会多，企业多了就能财源广进。中国的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产品短缺，而是过剩。但过剩的后面就是分配，所以，只要通过调整国内的分配关系，采取大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各种措施，过剩的产品就能有它的市场出路，经济增长就能持续。而通过对企业减税来减轻中国企业的负担，通过对低收入居民的财政补贴来抗拒通胀影响，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刺激需求政策，以此把保增长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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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经济陷在“滞胀”的泥沼中。

    1979-1980年，美国的物价全面上涨超过12%，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美宏观经济当局果断地把调控的重点放在降低通胀、稳定物价上，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减税等财政政策相结合，同时辅以产业发展政策。1980年底，里根政府研究确定了“经济复兴计划”和后来被称为“经济复兴税法”及“公平、简化和促进经济成长”的税制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联邦总开支的增长；把税收负担限制在最低水平；取消联邦政府对个人生活、企业有效经营或者州和地方政府的工作的不必要干预；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这4个方面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减税、减支和减少政府干预来增加私人储蓄和投资，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推行产业与贸易发展政策，从结构上与竞争力上提升了经济的实力。这主要包括：对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对象；政府增加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国防投资；从贸易立法和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入手鼓励出口，打开国外市场。美国的经验表明，当某些重要商品(如石油)整体价格朝一个方向变动时，货币政策的作用比较有限，需要辅以其他政策。而货币政策若能及时有效地抑制通胀的上升，在较长时里，实际增长不仅不会下降，还可能会更快。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促进经济增长，需要积极有力的税收与财政政策支持，还要有从产业与结构方面提高长期竞争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