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