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实况转播中，会场里始终洋溢着昂奋、激动人心的气氛。但是突然间，一个插入的镜头，使我看到台下的座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突然扑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来。当时我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这会不会是许鹿希？

    事后，我打电话到北医大解剖学系找许鹿希，她的学生挡驾说，老师不接受任何采访。我再三说明来历，他就要我报出名字，十分钟后再打去。再去电话，他说老师愿意与我交谈，告知了另外一个号码并提醒我，许鹿希最近心情很不好。

    在电话里我首先提到上面这个猜测，许鹿希回答说：“那是我。”

    许鹿希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平静情绪。她说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摄像师拍下的：“当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事后非常后悔，我应当背过脸去，人家都高兴，我怎么哭起来了呢？同这个场合不合拍的，挺抱歉……”

    她再三问我“这印象不好吧？”那胆小纯真恰如一个孩子。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你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的，而且看了很感动。她这才说，“邓稼先那工作是一个人用一生去做也值得的，别人都这样鼓励我。有个美国朋友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请你一定坚强地把自己维护好，好好过日子，邓稼先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老哭。’我听了很感动。许多老同志也打来电话，没有一个责备我的。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虽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到今天我还感到抱歉，应该是高兴的呀！”

    我们在电话中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她好几个问题，她都详尽地回答了。

    她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是不是高兴得跳起来了?我回答“不是的。”因为平时家里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这时只是松了一口气，心放入肚子里去罢了。这28年，对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家属也是非常残酷的损伤，这点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在外国，搞核武器的科学家是轮换的，而我们中国是同一批人搞到底，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作为家属就这么长期的提心吊胆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狂喜。这次发奖只是感觉到，他如果还在世那多好！在世的人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唯独我这样的家属心情不一样。所以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狂喜过。

    我知道，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年正好是她母亲诞生一百周年，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她的父母。

    她说，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弟弟小我一岁，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许德珩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

    许鹿希还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我又提到当年在北京三十一中学听到的介绍，许鹿希说，那老师说的情况确实有的：很多人不理解，说自己如有邓稼先这本事，早去换钱了。1971年杨振宁回国时，许鹿希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就有不少人问：你为什么不去向杨振宁要一个？

    说稼先是傻瓜的人确实很多，不光当时，到现在还有。我家两个孩子早已习惯，由人去说。他们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有这么大的学问，要不是做这事，吃了放射线，可以多活好多年。因为稼先的父亲20岁得了结核病后来还活到了81岁，母亲活到70岁。稼先却只活了62岁……

    “我们的孩子是新一代，他们也考虑人生有个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在美国的女儿，不满15岁就插队去了内蒙古，说到当时边界上集结了前苏联的百万军队，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认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个事业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去贡献的，他使国家有了脊梁骨……”说到这里，话筒那边传来许鹿希轻轻的欣慰的笑声……

    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