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严肃质问：“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地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可信赖的人留点真实的东西。”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