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