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关门之年，我被省公安厅选送到鲁迅文学院深造。报到那天，《人民公安》杂志编辑胡玥宴请几个先到的学员。当时尚无“五条禁令”，大家推杯助盏，愣是将“天下公安是一家”的情感，通过酒精淋漓尽致地挥发出来。整个席间，我跟着其他学员，直呼首次见面的胡玥为“胡大姐”。

　　然而有一天，当大家再次相聚时，我才得知胡玥年少于我。这使我很是别扭，觉得继续叫大姐吧，不免尴尬，改呼其名或改称小胡吧，又有不敬之嫌。尤其让我左右为难的是，其他几个年长胡玥的学员，不管人前背后，竟然还把“胡大姐”叫得欢。为不至于让自己显出另类，我不得不“入乡随俗”，叫胡玥为“胡大姐”，但尽量缩减了叫的频率。我的这个状态，很快被一个已经涉足公安影视的著名公安作家所洞知，他说以胡玥已经出版多部中篇、长篇小说的“大姐大”资格，我们称她老师都不为过，何必在乎一个“大姐”的称呼呢？受此点拨，我自然而然地卸下了别扭感。今年“五一”小长假，胡玥偕夫到嵊游玩，其间她呼我妻为嫂子，并嘱我对她可直呼其名。我说，这些年我都叫习惯了，还是不改吧。

　　开篇说了这么一个不算故事的情节，目的在于引出一个在年龄上大于我，值得我称其为“大姐”的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嵊州市公安局办证中心民警刘秋娥。

　　出于规避女性羞于直表自己年龄的习俗，我在这里不提刘秋娥的生辰，只把她的工作经历简表一下：1979年10月，参加乡镇工作；1992年5月，调进公安机关，先是在长乐派出所从事户籍工作，2004年11月调到办证中心。基于工作认真负责、热情大方，先后获得21次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或“十佳民警”称号。今年一季度收官之际，鉴于她的服务优质高效，局党委遂授其为“服务之星”。

　　那么刘秋娥的服务好，具体好在什么地方呢？撰写此文前，我本想直接去采访一下刘秋娥，但在看罢办证中心为她报送的“服务之星”审批材料后，我打消了此念——这份审批材料，不仅将刘秋娥在办证中心工作的成绩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她在长乐派出所从事户籍工作的成绩，也说得八九不离十。如此全面的材料，自然是我等习惯偷懒的写家最为喜欢引用的素材。

　　报批材料分三块内容，第一块是“热爱本职，爱岗敬业”；第二块是“情系群众，服务百姓”；第三块是“乐于奉献，任劳任怨”。为节省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不想长篇引用那些文字，而是借助“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原理，将刘秋娥在2015年第一季度内所做的工作数字予以列出：受理各类户籍业务800余项，接待上门咨询的群众950余人次，接听电话咨询600余人次，帮助解决各种疑难事项20余件。其间，她还采用送证上门、邮寄办证等方法，拓展为民服务的渠道与空间，把“宁可自己麻烦百次，不让群众麻烦一次”的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

　　有如此为民服务的态度，要想不被人尊重都难。在我们嵊州，尊称同辈之人，往往先将自身降级。比如称与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人为“外公”，必定是以自己子女身份叫的。基于这个原因，就有前往公安办证中心办事的群众，除了称呼刘秋娥为“同志”外，大多数以“刘大姐”称呼。在我看来，这两种叫法，“刘大姐”最是恰当。原因在于，“同志”之称，习惯于组织内部使用，而“大姐”这个称谓，则无此约束。事实上，刘秋娥在户籍工作方面拥有的“大姐大”地位，别说是整个嵊州市公安系统，就是整个绍兴市公安系统，甚至是整个浙江省公安系统，也屈指可数——从警23年，刘秋娥一直与户籍打交道，如此长时间从事同一工作，不就是“大姐大”吗？既然是“大姐大”，那么称其为“刘大姐”，便是桩顺利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