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右)在介绍研究内容。
浙江在线3月3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石天星 刘晨茵) 3月26日，星期一，上午，82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张弥曼又回到位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5楼的办公室，这里有她工作的长桌，有铺满一整个塑料筐的火柴盒大小的化石标本，还有她时常站起来低下头对准化石标本进行观察的显微镜……
几天前，她在巴黎接受了2018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上台领奖时她穿着一身蓝色呢子的中式衣裙，特意为对襟的领子做了一道灰色滚边，裙子有着旗袍式样的低开衩，人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位梳着老底子童发，齐密的刘海下笑眼弯如月牙的可爱老科学家。“别对我的法语期待太高。”她幽默的致辞把大家都逗笑了，很快就成了今春的网络流行句式。
在社交媒体上，一位女科学家像“网红”般广受关注，这似乎还是头一次。
张弥曼没有想到她这次得奖会让外界的反应那么“悚动”，她也会好奇地在网上看评论，说好的多，说坏的也有，还有的评论角度新颖——说她胖，她更安心了：“是应该有各种声音，这才正常呀。”
领奖之前，刚好过了一个春节，大的服装店要放假，都说赶不出她要的礼服，于是她就找了家小店去订做。“我其实是很愿意穿旗袍的，可是太胖，只能穿这种式样。”她故意把自己比划得很庞大。
每天有很多电话打到古脊椎所来，希望采访张弥曼，统统被她拒绝了。
可事情总有例外。记者在不知道能不能采访到她的情况下已经从浙江赶到北京，又正好遇到刚要走进古脊椎所的张弥曼。“那就跟我上去吧。”张弥曼和蔼地对记者说。
浙江小囡难忘故土人情
“我是嵊县黄泽沙地人。”这是张弥曼说的第一句话，一字一顿，她说她还写过一篇题为《回乡偶记》的散文，里面记叙了很多回老家的见闻。
张弥曼出生于南京，不到1岁就因日寇侵华而随父母逃难，辗转多地。嵊县黄泽镇沙地村其实是张弥曼的祖籍。然而，这种对“根”的清晰认同，来自于张弥曼的父亲带给她的浓浓乡愁与记忆。小时候，父亲时常带着张弥曼姐弟几个回黄泽沙地探亲。
张弥曼的父亲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念完初小之后，家里就没有钱再供他读书了，但村里有个张姓的祠堂，族人们从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身上看到希望，于是就借钱给他读书。张弥曼的父亲后来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一位生理学教授。
小时候，张弥曼和弟弟妹妹们常由父亲带着玩。“我说‘出去散步’，父亲就带着我们到河边沙地上。只要散步，总有收获：父亲带我们认树叶、认花、认菜，什么属什么科都记牢了。抓天牛、捉知了，还拔下一根头发去钓躲在沙地小洞里的蚁虱，我们小时候身上长疥疮，父亲就教我们挤下一滴脓到玻璃片上，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疥虫真丑呀，像腿很短的蜘蛛，身上还长了毛……我家里现在还有一只三脚放大镜，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张弥曼说：“小时候不知道分数考得好有什么用，直到上了初中、高中，才开始真的觉得对学习有兴趣了，但幸好母亲一直对我的学习管得严，我长大了只要回家里，母亲还会说，别看杂志了，赶快把你的工作做掉。”
谁会想得到，这个黄泽沙地人的调皮女儿，这个喜欢挽着爸爸的手在河边认植物、捉昆虫的小囡，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杰出女科学家。
严谨学者跋涉科学之路
“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张弥曼的颁奖词中的评价。
时光倒回上世纪80年代，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位从中国来进修的女学者，她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经典方法——连续磨片法，对从云南曲靖早泥盆纪早期地层中发现的杨氏鱼化石进行内部结构的研究。这位女学者就是张弥曼。
连续磨片法是一种极为费时费力的研究方法，但在高精度显微CT出现之前，却是最准确的方法。张弥曼以每次磨掉大约50微米化石表层的极致毅力，将2.8厘米长的杨氏鱼化石连续研磨、描图，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精确绘制出了540多幅图纸，这些图纸最终成为支撑“杨氏鱼没有内鼻孔”这一颠覆性结论的关键性证据。
一时间，总鳍鱼类是否有内鼻孔成为整个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过去一直认为肉鳍鱼类中的总鳍鱼类有内鼻孔，那为什么被归入总鳍鱼类的杨氏鱼会没有内鼻孔？内鼻孔到底在哪个类群中出现？难道说，在鱼类向四足动物演化的过程中，内鼻孔出现的时间并没有过去认识的那么早……科学家们提出各种假说，进而形成了各种解释与观察的学说，在鱼类登陆过程这一重大生物问题的探索上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做研究唯有严谨细致，靠证据说话，才能赢得国际学术界同行的尊重。已故大英博物馆古生物学家柯林·帕特森是张弥曼最佩服的一位学者，柯林早期的一篇论文对化石在系统分类中的作用持较否定的态度，当时他说：“我们这样做，几乎是把自己脚下的踏脚板抽掉。”
“有勇气抽掉自己踏脚板的人，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得一清二楚以便于别人批评的人，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兴味无穷并十分自信的人。”张弥曼欣赏这样的坦荡，她也正是这样的学者。
国际同行这样评价张弥曼“从不会越出证据说话，她从不夸张。因此，当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信。”
1982年，张弥曼以出色的成绩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她在“鱼和鱼之间哪些相互关系更近”“哪种鱼和四足动物之间关系更近”等关涉“生命之树”重要环节的问题上不懈探索，不断做出了令国际同行真正信服的贡献。2016年，张弥曼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最高荣誉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眼前的张弥曼脸上始终带着慈祥的笑容。她说话的语速慢，一个字、一个字温煦圆润；她看东西慢，不管是给学生改论文，帮人审稿，还是准备自己的发言和讲座，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细推敲；她带学生也慢，一辈子带的研究生总共才十几个，同时带的学生从来不超过3个。
了解张弥曼的人都知道，她为学生投入的时间非常之多，要求非常之严格。学生的论文她会无数遍地修改，她认为，学生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有更快的提高。张弥曼以言传身教把一种理念传给弟子：好的起步影响一生，好的传统和学风是立足的基础。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是张弥曼的学生，近年来他的团队不断以初始全颔鱼、长吻麒麟鱼化石等重大发现，将中国早期古脊椎动物研究推向国际前沿水平。
在古生物学领域，古生代鱼类化石是关涉“早期脊椎动物起源与演化”这一关键科学问题的重要方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德国洪堡留学归国的朱敏从张弥曼手中接过了古生代鱼类化石研究的接力棒，而张弥曼自己则转向中新生代鱼类化石这一相对薄弱的领域。
鱼类越往根部走，其实越有可能出高水平成果，也越富有挑战性，而张弥曼相信朱敏能顶得上，便将这座古脊椎动物研究中公认的“金矿”交到了朱敏手上。2006年，在张弥曼70岁之际，朱敏将自己的一项重大鱼类化石发现——晨晓弥曼鱼，献给了自己的导师。“弥曼”是导师的名字，“晨晓”比喻开创性的工作，这是根据拉丁学名取的中文译名。“我们都是在她的基础上往下走的。”朱敏说。
1983年至1990年，张弥曼连续担任了两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她回想起当所长的时候，觉得每天都是“拳打脚踢”，但是也并不难，无非就是该做的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在领导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有私心，得把个人想做的事情放下来，为研究所的开拓做事。”
加拿大的一家基金会与古脊椎所有合作的意向，派来一名商人与张弥曼商谈。这名商人说，我只有半天时间在这里，下午就要去西安兵马俑，不如我们等下到飞机上谈，张弥曼便准时来到机场，和这名商人坐上了飞机，当即谈妥的事项便拟成文字条款，用飞机上的台式电脑打印出来。对方让张弥曼签字，她见已来不及请示上级，便爽快签字。这项合作进展得极为顺利，对方很快从加拿大政府申请到了500万加元的经费资助，而“擅自”签字的张弥曼也未受追究。
作为所长，她也十分重视年轻人，在她手上，年轻人成长得很快。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现任所长周忠和，当年还只是古脊椎所的一名研究生，是因为有了张弥曼的理解和鼓励，他才得以从鱼类研究转向自己感兴趣的鸟类研究。周忠和后来学成归国时，又是在张弥曼的帮助下破格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周忠和时常对张弥曼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甚至与她争得面红耳赤，但张弥曼从没摆出前辈、院士的架子来压他，这让周忠和更加尊敬张弥曼：“对在学术上与她争论的人，她从不记仇。”
2015年，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在母校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讲话，心中仍感念不已：“我们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教导我要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铭记在心。事实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先生们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给予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的道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张弥曼有一个朴素的认知：每个人的命运应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她曾破格将无法上大学的于小波收入门下，使他有机会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也是她顶着压力，批准苗德岁延长留学期限，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一定要开放，要舍得把年轻人放出去，才会有年轻人进来，如果放出去的时候很拘谨，那么就打不开这个事情。”她说。
2011年，《自然》杂志罕见地专文介绍了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生涯，题目是《她迷上了化石》，而这个“她”就是张弥曼。文中写道，张弥曼唯才是举，为中国成为古生物研究的主力铺平了道路。“不久，世界各国顶尖的古生物学家都纷纷跑到中国来了。”
“我碰见了一些很好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四五个已经能顶上来了。”张弥曼告诉记者，在国际上，中科院古脊椎所不敢说是最顶尖的，但也是挺显眼的一个研究所，去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的一位外籍研究人员在加拿大找到了工作，一般刚进去都只能获得短期教职，但他一进去就获得了长期教职。“很多外国人都想进我们所，说明我们所提供的条件是很好的，当然这个条件包括各个方面，他们在这里也帮了我们很多忙。”
坚强女性精神无比丰盈
记者有一个疑问：在科学领域，女性和男性相比有差别吗？张弥曼很干脆地回答道：“与男的没多少差别，也就扛麻包不如男的。”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口号是“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妇女”，张弥曼对这个口号的理解是：妇女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希望人们更多理解女科学家的不易，为她们提供更好的条件。
上世纪60年代，她有两三年的时间集中在浙江科考，跟着浙江地质队的队员们在深山密林里跋涉，泥地黄土里挖啊、刨啊，在村里祠堂的戏台上夜宿时，地质队的男同志都会让她在戏台中间打铺，而他们则睡在外侧。前几年地质队在萧山开会，她还特地赶过去，就为了和老朋友们开心地聚聚。
每次“出野外”，她都要自己背上棉被和其他必需的用品——好几十斤的东西，水壶则别在腰上。夜里只能借宿在农家，遇见蚊子、臭虫、跳蚤是家常便饭。每次从野外回来，翻起衣服，随便就能抓出几只虱子。所以，她每次回家之后都必须把衣服煮过了才能收起。
采访时，正巧朱敏也在云南“出野外”，这些年，他在云南曲靖志留纪晚期地层中接连有重大化石发现，只觉得现在中国各个学科都在发展，事情多得做不过来。他说，一代人和一代人做科研的条件完全不一样，现在要“出野外”，条件已经比张老师那代人好得太多了。
问起年轻时“出野外”的感受，张弥曼却说，当时真没有觉得苦。科学家们都告诉记者，与大自然接触的研究其实是会让人着迷的，探求未知便会有发现的乐趣，解决问题便会有解决的乐趣，能够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成果被写进教科书，更是极大的成就感。
在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致辞时，她风趣地把服从组织分配从事古生物研究比作“包办婚姻”，还感谢半岁时就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直到十岁才回到她身边的女儿从未埋怨过她。
“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我家老头在青海造原子弹、氢弹，女儿才半岁就送到了上海的爷爷奶奶家，家里三口人，分散在三个地方，就是各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家人才团聚。”张弥曼告诉我。
经历过激流险滩，也经历过潮平江阔，现在的张弥曼眯着眼睛、娓娓道来，她穿着朴素，绿色拉链毛衣、牛仔裤、布鞋，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淡蓝色布袋子，然而气质高雅。
清早起来，张弥曼还看了一条讲传统文化的微信，她觉得现在的社会就应该多让人们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她自己其实就特别喜欢古诗词，尤爱苏东坡和辛弃疾。
手机响了，是有媒体希望采访她。“你看，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很可惜，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剩下来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安安静静做一点事，没什么牛可吹的。”挂断电话时，她嘟嘴。
再有电话打来时，她微笑着看着我说，不接了。
“慈祥只是看起来，我自己知道我实际上性格挺厉害。我说话很直的，要么不大说，要说就很直，也容易招惹人家不喜欢。但我说得直是为他们好，他们也知道。工作上，我完全说实话。”老科学家敞开心扉。
古脊椎所的小院落满了樱花和迎春花花瓣，这是春天的明亮色泽，与老科学家柔和的面容辉映。
与古脊椎所同为一体的中国古动物馆外玻璃窗上贴着各种科普讲座的海报，其中还有一个小达尔文俱乐部，培养未来的古生物学家，聊起这个，张弥曼眼睛发亮。现在她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青少年的科普工作中了。她说，参观自然史博物馆能够启发青少年最早的逻辑思维，她去给自然史博物馆的展览做讲座时，听到小观众问出了很多根本没料到的问题，觉得非常童真和机智。
人是从哪里来的？生物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古生物研究就是探索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光能给人带去启发，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也尤显重要。另一方面，古生物还能提供基础地质资料，主要包括地层时代和环境，这些对找矿十分有用。“必须实话实说的是，无脊椎动物比脊椎动物对于确定地层更有帮助，而古生物对于寻找矿产的提示作用也只能局限在沉积岩中，对于寻找火沉岩矿产是没有作用的。”聊天中，她也为记者科普。
现在张院士最为期盼的，是我们国家能早日建起一座国家层面的自然史博物馆，那应当是一座真正具有丰富内容的自然史博物馆，不光有陈列、展览，还有大量研究工作做支撑，能够用科学背景去启发青少年。“这需要一批很能干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既要舍得奉献，又要有知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