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妈原名应运妹，1900年出生。她1950年被评为省二等农业劳动模范，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评为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6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曾5次上北京参加会议，6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是什么让一个最基层的劳动妇女享受到如此礼遇？日前，记者采访了董大妈之孙董生元，与他一起回忆董大妈不平凡的一生。

　　从“应运妹”到“董大妈”

　　董大妈出身贫苦，幼年时因病致残。1915年，她嫁与淡山村木匠董凤铨为妻，1935年迁居崇仁。

　　解放初期，崇仁驻扎了很多山东籍的解放军。有一次，夫妻俩吵嘴，董凤铨一时性起，脱下脚底的球鞋要打她，衣衫褴褛的应运妹仓皇出逃，迎面与解放军同志相遇。解放军当然容不得妇女同志被欺侮，得知她丈夫姓董，就亲昵地称她为“董大妈”，然后陪她回家，还狠狠地批评了董凤铨。此后，解放军同志还隔三差五去看望她，“董大妈”就这样叫开了。

　　那时，农会刚刚成立，干部经常号召贫下中农开会，既向他们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又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斗地主活动。出身低微的董大妈一方面上台控诉地主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宣传分田分地的好处。在斗地主过程中，有一个地主曾偷偷送了一包银元给董大妈，希望她手下留情，但董大妈不为所动，转身将银元送交给了政府。

　　解放定海时，政府动员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妇女做军鞋，男人参加担架队，青壮年参军。董大妈就瞒着丈夫，替20来岁的大儿子报了名，她自己则发动妇女赶做了120双军鞋。

　　紧跟共产党的脚步

　　1951年饲养春蚕时，董大妈响应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号召，办起了养蚕共育室。她把家里的蚕橱蚕匾一股脑儿贡献出来，还掏出20元钱买回蚕种。

　　共育室在县农技部门的帮助下，采用高温、感光和多回薄饲的方法，一张蚕种能产茧30多公斤，每张增加了10多公斤。这个共育室被省里评为“模范养蚕共育室”，县内外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52年，苏联专家古塞依诺夫和查斯仰克也专程来崇仁九十村董大妈共育室考察。

　　1952年春天，董大妈又办起了全镇第一个农业互助组。互助组成立之初，董大妈拿出300多斤谷子卖给国家，凑足钱买来耕牛，供互助组成员共同使用。

　　1960年左右，董大妈家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家里还养了几头猪。一直想着“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董大妈，又把家里刚产下的小猪仔送给了村里的贫困村民，“她希望在党的带领下，大家的生活都能慢慢好起来。”董生元说，奶奶一直告诉他们，有了共产党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一定要时刻跟着党的路走。

　　一生勤俭节约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崇仁，经常会看到董大妈穿着缀满布丁的对襟衫，在路上捡牛粪。

　　每天天蒙蒙亮，董大妈就跛着一条腿，悄悄地去田头地坎干点农活，或是单纯地去走走——早晨乡间的路上，常常有冒着热气的牛粪。这时的董大妈见了，便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捧起温热的牛粪，小心地放进身边的农田里。有时，双手捧不过来，她就解下围裙，把牛粪兜到田里。“她说牛粪是很好的肥料，舍不得浪费，就每天去路上走走看看。”在董生元的记忆中，奶奶一生都过得非常节约，就算后来她当了副镇长和区、县妇联副主任，家里也一直过得非常清苦。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不饱。”董生元告诉记者，当时奶奶家的口粮已是最低标准的定量了，可每餐做饭时，她都要从量好的米里抓出一手把，存放在灶边的一个小坛子里。饭吃不饱时，就用别的替代，平时连菜梗菜叶、番薯萝卜的蒂头也从不抛弃。“她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节约，一餐省一口，一年就可以省一斗。”董生元说，当时奶奶会把每餐节省下来的一把米，积满一小坛后就卖给国家，又用卖米所得的钱缴纳党费。 1962年，她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全家口粮千余斤全部卖给了国家，支援灾区。

　　董大妈到县里去开会，来回也常常步行。当年从崇仁到县城有15公里山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来回30公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些车费，董大妈也省了下来，一笔笔攒起来缴了党费。省吃俭用的董大妈，后来共积攒下1000多元钱，她一定要把这笔钱捐给国家，经有关部门再三劝阻，此款最终捐助用于建造崇仁利民桥和新市桥等公益事业。

　　1972年临终时，董大妈还再三嘱咐家属，要把558元个人积蓄捐给大队买拖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