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