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

　　杨国华，1961年生，现任宁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硕士学位点、“轮机工程”二级硕士学位点负责人，浙江省“151”第二层次人才。

　　声音

　　社会给我1元钱，我就要奉献给社会100元钱。

——杨国华

　　杨国华是静态的，运动、旅游、摄影这些热门话题统统与他无关，他的生活只有工作两字。

　　 杨国华又是动态的，看书，做实验，主持项目，每个词语都是动宾结构。

　　他就像一位科研路上的“苦行僧”，生活上向低的看齐，学术上向高的比较，骨子深处永远装着他的研究，他的发明。

　　乡愁是一方寂寞的手帕

　　1979年，恢复高考后第三年，18岁的杨国华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杨国华充满传奇色彩的求学历程。

　　当年的嵊县三塘乡有个胡公庙村，胡公庙村有个小学校，学校有3个班级、1位老师，约20位学生，瘦小的杨国华就是其中一名。老师是高小生，加起来也没识几个字。上课的时候，他先是给一年级学生上，然后是二年级、三年级。也不知道老师当初教了杨国华他们什么内容，但汉语拼音肯定是没教过的，这让以后去哈尔滨上大学的杨国华一度很苦恼。

　　就这样上了三年学。四年级时，村小学合并到了当时的五合小学(所谓五合小学就是包括胡公庙村在内的5个村合办的小学，老师也基本上都是民办老师)。3年后，杨国华小学毕业升初中，他的小学老师也跟着升为初中老师。让杨国华记忆犹新的是，初中的物理课，他们竟然连教课本也没有，老师示范接一个电灯泡——那是最生动最具象的一堂课了；而政治老师，就是每堂课读报纸。初中毕业升高中了，教语文数学政治的老师又跟着一起升为高中老师。好在，这时学校招聘了一位嵊县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当民办老师，教他们物理和化学两门课；英语却还是没有老师教，政治课也是照例念报纸。

　　“语文老师只教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数学老师甚至连sin、cos也不会念；教物理化学的老师，碰到学生请教题目时，总要先翻阅一下参考书。”当时的师资力量之薄弱，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这样的状态，直到高中(二年制)最后一个学期才有所改善。高二下半年，杨国华转到三塘乡中学读高中，在这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都是嵊县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来担任老师，比起之前的老师，他们可谓学识丰富、博学多才。在这里，杨国华真正感受到了读书的快乐，他全心全意沉浸在各种课本里。放学回家时，边走路边看书；回家烧饭时，边烧饭边看书。他把数学家陈景润当作了学习的榜样。

　　与此同时，学校又挑选了六七位同学住宿在学校里，由老师负责给他们开小灶补课。学校没有宿舍，他们就拼起课桌当床铺(白天当课桌，晚上当床铺)。这时的杨国华更加用功了，除了读书，脑子里再无其他。有一回，开小灶到深夜，为防轰炸机一样的蚊子袭来，杨国华用被子把身体团团包住，但因睡得太沉，踢翻了旁边燃着的蚊香，结果被子烧起来了，把教室门窗也烧焦了。

　　半年小灶，自然卓有成效。第一年参加高考时，杨国华只离分数线差了10分。复读一年后再考，就考上了哈工大。

　　哈工大是全国重点大学。杨国华懵懵懂懂地考上大学，懵懵懂懂地乘一辆绿皮火车从江南到了北国。

　　是杨国华的姐夫陪他到上海乘的火车。刚坐上火车时，18岁的杨国华甚至没有多少离愁别绪，他只是安静地看着车窗外的房子、树木和田野在纷纷后退。第一次出远门，杨国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两天两夜的火车，他甚至很少想起那个叫胡公庙的村庄。

　　乡愁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情绪。就在杨国华拎着行李，踏上哈尔滨的土地，回望身后的火车喷着白色的雾气轰隆隆向前行驶时，他的鼻子突然有了一种酸酸的感觉。他开始想念胡公庙村，想念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并且，杨国华还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和老师同学交流的语言障碍。

　　从小学到高中，杨国华连标准一点的拼音字母也没学过，更不用说地地道道的普通话。他就自创了一套“杨氏普通话”，即用嵊县方言说的普通话。那时的情形是，杨国华用杨氏普通话跟同学交流，一句话，他急巴巴地重复三四次，人家还是一头雾水。他的杨氏普通话实在太难懂了，比英语还难懂。

　　这样的时候，杨国华又会生起一些孤独感。在老家嵊县，除了聋子，谁都听得懂他杨国华的话！

　　食物也会勾起杨国华的思乡之情。江南人吃大米，北方人吃窝窝头。那些黑咕隆冬的窝窝头，面目是如此可憎！如果说江南的白米饭是小家碧玉，北方的窝窝头就是彪悍响马。无论外观还是内质，它们都是反义词。

　　后来是食物也渐渐习惯了，普通话也渐渐能卷起舌头说了，而杨国华的成绩，在大学里也还是遥遥领先，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把时间消耗在阅读里、实验里。他连静下来寻愁觅恨的时间也没有。乡愁也就渐渐淡了下去，像一块寂寞的手帕，轻轻地，在他脑际一闪而过。